游走在法律边缘不做信息贩子是底线
游走在法律边缘不做信息贩子是底线
私家侦探要有底线，不贩卖信息、不主动违法、劝人向善避免极端，既保护自己也保护客户。
在很多人印象里，私家侦探一般都是警察、律师、调查记者等转行而来，这种转行人非常少，大部分私家侦探都是和他一样学历不高从底层一步步熬出来的。
原因并不复杂，私家侦探风险过高、收入不稳定，优秀的警察、律师、记者不会转行。而这个工作难度并不小，对人的要求很高，被淘汰的警察律师，一般也做不好这个工作。“优秀的没必要转，不优秀的转了也做不好”。
1993年公安部发布了《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》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“民事事务调查所”“安全事务调查所”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。
但在2002年正式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中，允许将私人录制的录音和录像作为“呈堂证供”。
私家侦探就一直这样在法律边缘游走，无法在工商注册。多数私家侦探机构的营业执照都是信息咨询、商业资讯公司，从事私家侦探业务显然是超范围经营。
近年来，许多私家侦探被判刑，罪名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。
记者说，他每天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“每过半年就要看到几个人判刑，你知道这种冲击有多大吗？这种冲击让每一个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处于一种惶恐的状态。”
不过，戴朋俊有他的自保之道。
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做信息贩子。查阅裁判文书网能看到，很多被判刑的私家侦探，罪名都是侵犯公民信息罪。戴朋俊介绍，2017年之前，私家侦探这个行业里许多从业者都没有做侦探的事情，而是在贩卖信息。“投入少，收入高，坐在家里一年挣个百八十万没什么大问题。说白了就是信息贩子，现在做这个的很多人都被抓了。”
戴朋俊说，自从进入这个行业以来，他都没碰过贩卖信息的业务，有客户找来的时候他都会拒绝。“一方面是为了自保，一方面我觉得我是科班出身，是个手艺人，做信息贩子太掉价了”。
“只要没有贩卖信息，其他的业务很难界定是违法犯 罪。并且我也有自己的底线，不能做的绝对不做。比如查出轨，最好的肯定是捉奸在床，这样的画面怎么取证呢？如果是委托人自己的住处，不管是买的房子还是租的，我们指导委托人放置设备取证，这就没问题。但如果在酒店房间或者别人家里，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可能帮你去偷拍。拍了我们俩就一起进去了。”
除了避免法律风险，戴朋俊还会拒绝一些风险较大的委托。比如沟通时发现委托人情绪激动，有走极端化的可能，他会拒绝接单；比如多数情况下只夫妻委托，很少接恋人委托，因为夫妻可以查证，出轨属于严重道德问题，帮助弱势一方取证在情理上容易被公众接受，而恋人关系无法核验，很容易越线。
“我觉得做这行做重要的就是自律，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。不管法律如何界定，但你心里必须有一个准绳。”